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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：李伟民  图：受访者&香港舞蹈团提供

跑了上海一趟，在虹桥和内地的朋友吃饭，他们的理想是如何在不改变现有环境下，创造未来。回到香港，是另外一群文化人的聚会，他们认为社会要有移山劈石的大改革，明天才有希望。
 

由过去到现在，我都害怕明天。未来是可怕的黑洞，忧虑今天做对了什麽事情，明天才不会在黑洞里遇到怪兽？每次为未来打算，都苦於判断，到底问题多大？自己的能力多大？解决方法的准确性又多大？数十年了，有些路走对，有些走错，但是，深信不疑的是生命如一场博彩：一点一点的下注，就算错了，还有机会翻身，但是，如果孤注一掷，酿成大错，则伤害极大，回头最难。在妥协现实和追逐理想之间，绝对不是「零和」游戏，而是如何把两者合起来，产生「第三度空间」，方案虽不是初心，但亦有後着。在这种不完美中改善现状丶发展未来，是最宝贵的。
 

最近，跟香港舞蹈团的艺术总监杨云涛聊天，他谈到人生丶话及香港丶触着艺术，更加强了我对「第三度空间」的看法：推力和阻力，两者除了对抗，原来可以合二为一，变成新的力量。

杨云涛

香港舞蹈团，俗称「九大艺团」之一，是政府大力支持的表演团体，它在1981年成立，至今演出超过一百出作品，近期有《风云》丶《倩女·幽魂》丶《中华英雄》丶《三城志》等，他们的海外演出，踏足十多个国家和城市。
 

杨云涛移居了香港快二十年了，在香港成家立室，生了小朋友，一个2013年出生，另一个在2016年。他说：「我除了广东话有口音，其他生活模式，差不多百分之一百香港。我也入乡随俗，海外家雇也聘请了，可是，过去在内地的成长，和今天『香港人』的身份，给了我很深的感受。最好玩的例子，是我和太太都是内地人，可是，活生生在我家里的两个小孩子，却是标准『港童』，他们还教我讲广东话，我会问：他们为什麽是我的孩子？为什麽不在白族长大？他们未来的心路，和我这背景的爸爸，又距离多远呢？」我说：「香港人现在好像有两类，1997年前已在香港生活的，和在97年後从内地移来香港的，哈，你是『新香港人』，当中有些被视为香港的社会负担，但是像你这些精英，正为香港作出优秀的贡献，也为香港创出了『第三度空间』。所以，面对新移民，各有各的情况，真的不应该『一竹篙打沉一船人』。」

杨云涛说：「哈，我更复杂。虽然我是中国人，但我不是汉人，我的祖先是少数民族的『白族』，我的皮肤是白白的，样子也不是汉族人。我在云南的艰苦环境下出世，八十年代，在11岁的时候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，到云南招收少数民族的小孩子，去北京接受长期的专业舞蹈训练。当时，可能我好动丶身材比例又适合，被挑选上了。於是，一个还在哭的小朋友，坐进往北京的火车，接受一辈子将要成为舞蹈员的现实，更要学习和来自新疆丶内蒙丶广西丶江苏各地小孩子，一起生活的现实。当时，在学校的生活，永远是上午跳舞，下午上课，一年只可以在夏天和冬天回云南老家一次，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『野生小孩』，老早便从泥土里拔出来，面对不可预测的改变。当时，我不会抗拒，改变对我来说，是肯定的。」

「到了18岁，顺利考上大学，可是毕业後，舞蹈员的岗位将会是分派的，我可能会在一个舞团老死，我不想未来的舞蹈事业是这样，但是也不想对抗，於是寻找其他出路。在1992年的春节，我没有告诉老家的爸妈，坐上空档无人的火车，望着烟花，离开熟悉的北京，我要去广州发展；我在想：北京的春节烟花不会因我而改变，但是，下次回来，我要告诉烟花，我找到了生活的美好。」
 

「广州当时很杂很乱，是一个花花世界，有许多夜生活，还可以看到香港的电视节目，我参加了广东现代舞团，工资不高，生活也不好，可是我热爱舞蹈，而且领导曹诚渊用心培养我们，所以决定坚持下去。」
 

「到了1999年，广州的现实环境，已到了一个『尽头』，我喜欢跳舞，但是又不满现实，只能走出新的空间。於是，我又回到北京，做了一个『自由舞者』，没有舞团的束缚，容许我自由创作，还拿了一些编舞的奖项。『自由舞者』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一个空隙，给我抓住了。2001年，香港舞蹈团来了北京，第一次招聘国内的舞蹈员到香港工作，他们挑选了我，我嚷叫『太兴奋了！我不知道香港的日子会怎样，但是在跳舞这框架下，给我注入新鲜空气！』。」
 

「在2002年，我只身到了香港，头也不回，把北京的东西，送的送丶卖的卖，只带着妈妈送给我的棉被，而接机的人，觉得我像丐帮。但是，那是妈妈给我温暖的礼物，我一定要它陪伴身边，而且，只要有这张棉被盖在身上，多麽寒冷的晚上，总会渡过。来香港那年，我已经27岁，比起其他19丶20岁的团友，我算是老了，经历过世情的我，和这些『跳跳扎』的小鬼挤在一间西环的宿舍，我乐於重新适应。我人生的哲学便是：有部分的现实要接受丶有部分的现实要放弃，必须在接受和放弃之中，摸索新的可能，制造新的机会。到了今天，我仍然生活於这个态度丶这种状态，这一种摆平好坏的方法，成为自己生命的信仰。」

「2005年，我30岁了，已经是香港舞蹈团的『首席舞者』，也拿了许多奖，但是我决定换换环境，去CCDC（城市当代舞蹈团）闯闯。CCDC没有『首席舞者』这个位置，我只是一个普通舞员，人工也比香港舞蹈团少了一半，但是，我不想『停』下来，我要在现实这四面墙之中，找到新的空间。当时，除了香港舞蹈团，最有规模的，便是CCDC，在那里，我参与了舞蹈创作和教育的工作，我观察大师如黎海宁是怎样编舞的。CCDC容许外面有其他工作，於是，我参与了香港舞蹈团制作的一出音乐剧叫《边城》2位编舞之一的工作，反应很好，《边城》让我真真正正地建立地位，也开始薄有名气。」
 

「到了2007年，香港舞蹈团招聘助理艺术总监，这可能是我另一个事业的机会，於是我申请，获聘了。在2011年，我去了美国进修，在那里，没有人认识我，以往的光环不再，人也自觉渺小，只能在接受和适应中，寻求自己的价值。而在2013年，香港舞蹈团把我提升为『艺术总监』，就这样，我便留在香港舞蹈团至今。」

张晓雄作品：杨云涛，1995 – 20

我大胆追问：「云涛，你还在寻找新的空间吗？」他认真地说：「面对现实，总有妥协的部分，我在香港建立了家庭，也有小朋友，他们在这里念书，如果我再往外面闯，是不现实的。所以，总要学习满足於现状，我在香港，在一个艺团的高高位置，我的未来天空，便是如何把艺团和自己的艺术水平提升，在限制当中，创造理想。」
 

我再问：「你喜欢香港吗？」云涛答：「如所有现实，总有好的和不好的。例如香港地小人多丶生活急促丶嘈杂繁乱，这是不好的一面；但是，我们的社会，是自由和开放的，我们香港人接受四方八面的动力，又让这些动力改变自己，而自己又把新的动力输出去。香港又中又西丶既老且新，可传统又可前卫的生活方式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。」
 

云涛舞动手指：「我觉得活好生命，有三个层面，第一，明白大「形势」，当形势比人强，有些形势是个人不可逆转的；第二，便是在形势的限制下，找到个人的大『方向』，例如你喜欢做研究的丶从商的丶搞艺术。做人，一定要知道自己在生命里，想走那一条路，不然，便会浑浑噩噩；第三，便是『努力』，虽然有了大方向，你只是忙於想着明天怎样？过多的『怎样』其实於事无补。我常常和身边的朋友说：『今天做得好，明天会更好；今年做得好，明年便更好。』虽然现实是个命运，但是智慧和努力是改变命运的手段。而智慧不单是对抗，而是在接受现实下，如何找寻第三种可能。内地人面对改变，往往说『没事，没事』，香港人喜欢说『大件事，大件事』。」

我问云涛：「你未来如何为香港的舞蹈艺术贡献？」他笑着：「我每天都在努力，尝试着不同的东西。内地的舞蹈，强调『共性』，一大群舞者在舞台，整齐地一起舞动，产生壮观和悦目的视觉效果，可是，我们香港要强调『个性』，要避免舞台上有『财大气粗』的感觉，但是，同时也不要让观众觉得舞台上的我们只是东施效颦。我希望香港的舞蹈，在国际上代表着某种精神面貌丶某种文化底蕴丶某种艺术选择。」
 

感谢云涛，他让我想起当今出色的希腊舞师Dimitris Papaioannou （大家有没有看过他最近在香港文化中心《伟大驯服者》(The Great Tamer) ）的演出？他说：「我任由自己暴露在混乱和不安之中，因为现实就是如此……不过当我经历愈多，愈发现『控制』是不可能的，有时候，控制更是不必要。学习游泳，总比学习控制海洋容易。」我也想起歌德（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）另一句话，他说：「Few people have the imagination for reality 」。朋友，人生没有最好的年代，也没有最坏的年代，更没有最後的年代。在现实和理想丶失望和憧憬之间，总有第三度扇门。
 

《桐城县志略》记载清代康熙年间，有两家人，张宅和吴宅，他们因府邸之间的一幅墙而大吵起来，结果，双方把墙各退让三尺，两家之间便空出了六尺，成了一条方便自己，也方便路人的巷，後称「六尺巷」，并立牌坊。在社会和艺术两方面，我们香港还可以有六尺巷这「第三度空间」吗？


转载自橙新闻